驿站在元代叫什么，驿站，是古代供传递军事情报的官员途中食宿、换马的场所。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有组织的传递信息系统的国家之一，下面一起来看看驿站在元代叫什么。
邮驿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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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疆域辽阔，驿传运输发达。元代时的驿站，蒙古语叫站赤(jamuci)，“站赤者，驿传之译名也。”汉文的“站”，藏文的jam或vjam均系蒙古语jam的音译(汉文典籍中初音译为“蘸”)，即汉语的“驿”之义。故而驿传在元代汉文文献中，也称驿站，由此产生了“驿站”的称呼。
元代邮驿可上溯到蒙古国创始人成吉思汗时期。在世祖忽必烈之前，察合台汗已修好由山丹州起，经过河西走廊、畏兀儿境直到他的驻幕地阿力麻里附近之虎牙思的驿道。大规模的邮驿设置则开始于忽必烈时期。公元1264年忽必烈迁都燕京（今北京），公元1271年设燕京为大都，建国号为元。
同时，在耶律楚材的主政下，颁布《站赤条划》，并以此为依据，统一蒙古站赤及汉地邮驿制度；适应统治中心的转移，规划以大都为中心的邮驿系统；建立以驿站为主体的马递网路和以急递铺为主体的步递网路。从而形成规模庞大、称雄一时的元代邮驿，沟通了中央和地方及地方间的联系。
驿传站点星罗棋布，朝令夕至。元代驿站除了迎送使臣、提供食宿与交通工具外，平时也兼于运送贡品、行李等少量货物，战时还承担军需给养的运输任务。
驿站系统于交通枢纽处还设有车站，专门运输金银、宝物、贡品等贵重急需的物资。驿传运输参照宋制，除以马匹递送为主体的驿站网外，还有一套以步递为主体的急递铺网，专门传送官方文书。
邮驿制度
元朝时候，邮驿有了很大发展。元朝建立了历史上疆域最大的帝国。为了适应广大领域的统治，元朝统治者在邮驿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改革，把驿路范围大大扩展了。早在成吉思汗时代，就在西域地区新添了许多驿站。著名的长春真人丘处机在兴都库什山觐见成吉思汗时，即曾经过这些驿站。
成吉思汗大军占领辽西后，也立即在当地建立起有效的邮驿设施。<元史>记载，1215年，元军占领辽西，有人向政府报告义州（治所在今辽宁义县）将要反叛，镇将准备以屠城手段进行武力镇压，观察使王荣祖“驰驿”向成吉思汗报告，才制止了这次血洗。可见当时驿马奔驰十分迅速。
成吉思汗的儿子窝阔台即位后，下令整顿地区驿铺，命令称：“诸牛马站每百户置汉车一具，各站俱置米仓，站户每年纳米一石。”可以看出，那时已有周密的驿站制度。
窝阔台和成吉思汗的孙子拔都，更把蒙古的驿路一直横贯到欧洲，形成联络欧亚大陆的一条长长的驿路。
元世祖忽必烈统一中原后，在辽阔的国土上，建立了严密的“站赤”制度，使邮驿通信十分有效地发挥效能。所谓“站赤”，是蒙古语“驿传”的译音。专家们考证，这个“站赤”原是指人，指管驿传的官员，后来也就通称驿站和驿传了。严格地讲，“驿站”这个词，是从元代才开始的。
根据波斯史家拉施特在《史集》中的记载，元朝的驿路分为三种：一称帖里干道，蒙古语意为车道；二称木怜道，蒙语意为马道；三为纳怜道，蒙语意为小道。从地区讲，帖里干和木怜道，多用于岭北至上都、大都间的邮驿；纳怜道仅用于西北军务，大部分驿站在今甘肃省境内，所以亦称“甘肃纳怜驿”。
站赤制度，是一种系统而严密的驿传制度。广义地说，应包括驿站的管理条例、驿官职责、驿站设备以及对站户的赋税征收制度等等。元世祖忽必烈时，曾制定了一份《站赤条例》，这是当时有关驿传的基本管理条令。
基本内容有10多项，诸如驿站组织领导、马匹的管理、驿站的饮食供应、验收马匹和约束站官、检验符牌、管理牧地、监督使臣和按时提调等等。元朝时各驿站设有驿令和提领导驿官，他们的职责是：如数供应良马，检验驿使凭证，清点驿站设备等。这些对驿站管理和对驿官考核的具体条例，对元代邮驿发展起了保证作用。
元朝的驿路四通八达。史家认为，元朝驿站制度之盛是我国历史上少见的，它是“元朝政府的神经和血液网络”，对维持政府在全国广大地区的统治具有重大的作用。尤其对发展我国边疆地区的交通，起有重要促进作用。
今天东北三省，属于元朝的辽阳中书行省，有南北两大驿路干线，向北延伸到黑龙江入海处的奴尔干城，南抵高丽王都开京（今朝鲜开城），共辖有135个驿站，管理驿马6515匹，驿车2621辆，驿牛5259头，驿狗3000只。今甘肃地区，是元朝通西域、中亚的`必经之路，有驿站47处，有的驿站拥有驿马300匹左右，最少的也有30匹（《经世大典·天下站名》）。
元朝通过驿路和西方有频繁的往来。当时中西国际驿路共有三条：一条从蒙古通往中亚；另一条是通往叶尼塞河、鄂毕河、额尔齐斯河上游的驿路；第三条为经过甘肃走廊通往中亚、欧洲的传统丝绸之路。
对当时中西驿路的畅通，史家交口称赞。清初史家万斯同说：“元有天下，薄海内外，人迹所及，皆置驿传，使驿往来，如行国中。”意思是：元朝在凡有人居住之地都设置了驿站，往来世界，就像在自己国内一样。在今呼和浩特和武川县，曾先后发现波斯银币和金币，可以说是元朝中西经济文化交流频繁和驿路畅通的物证。
元朝的驿站都备有驿舍。这和宋朝的馆驿一样，是招待使臣住宿的房舍，其陈设之华丽也和宋馆驿相近。当时，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曾描写说：“有宏伟壮丽的建筑物，陈设华丽的房间”（《马可·波罗游记》），来往官员住宿条件是舒适的。驿站负责给使臣配备交通工具，陆行有马、驴、牛，水行有舟，山行有轿，东北边远地区更有特殊用于冰上的驿狗。
据统计，元朝全国1119处驿站共约有驿马45000匹。在东北的哈儿宾（即今哈尔滨）地区则有狗站15处，供应驿狗3000只。南方一些水运发达地区，主要是水驿运输，有水驿420多处，备驿船5920多艘。这些交通设施，构成了元朝在全国的一个很大的驿路交通网。
元朝初步奠定了中国的疆城规模，发展了国内各民族经济文化的交流，为南北方的统一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开拓了前景。早在成吉思汗时，为便于各部落之间的联络，即仿效中原的驿传制度，在境内设立驿站，蒙古语称作“站赤”。并颁布过乘传的有关规定。元朝建立后，为通达边情、宣布号令，在全国范围内遍设驿站。
据至顺二年(1331年)成书的《经世大典》记载，全国驿站点数达1500多处(不包括西北诸汗国的驿站在内)，构成以大都为中心的稠密交通网。
驿路东北通到奴儿干之地(黑龙江口一带)，北方通到吉利吉思部落(今叶尼塞河上游)，西南通到乌思藏宣慰司辖境(今西藏地区)，范围之广为前代所未有。当时，国内驿站可说是“星罗棋布，脉络相通，朝令夕至，声闻毕达”。
马可波罗对元朝的驿站盛况有过详细的叙述:“从汗八里城(今北京市)，有通往各省四通八达的道路。每条路上，也就是说每一条大路上，按照市镇坐落的位置，每隔四十或五十公里之间，都设有驿站，筑有旅馆，接待过往商旅住宿，这些就叫做驿站或邮传所。这些建筑物宏体丽....即使王侯在这样的馆驿下榻，也不会有失体面的“。
“每一个驿站，常有四百匹良马，供大汗信使来往备用”，“但是，必须知道，这四百匹马，并不是同时都在驿站服役。只有两百匹，放在站上供差一个月之久，在这期间，其余的两百匹，在草场上牧养。
每月初一，这些精壮的马就到驿站服役，后来的那二百匹放回牧场，借以养肥长膘'“在各个驿站之间，每隔约五公里的地方，就有小村落，大约有四十户人家。这里住着步行信差，也同样替皇帝陛下服役。他们身缠腰带，并系上数个小铃，以便当他们还在很远的地方时，听见铃响，就知道驿卒将要来了。
成为他们只跑五公里，也就是说，从个步行信差站到另站，响铃声报如了他们的到来，因此使另站的信差有所准备，人到站，便接过他的邮包，立即出发。这样，一站站地依次传递下去，效率极为神速，所以，只消两天两夜皇帝陛下便能接到远方的消息，若用普通的方法递送，则十天之内是收不到的。
“在每隔约五公里远的驿站上，都有一个书记官，将一个信差到达和另一个信差出出发的日期和时间记承下来，全国的各驿站都是这样做的。此族和强出官员，每月到各驿站巡视，督察各驿站管理情况，惩处那些失职的信差。所有的信差，除了免交捐税外，还得到皇帝陛下优厚的犒饷。”
驿站都不需要直接负责开销驿马的费用，因为驿马是由部近城镇、村植负责供给的，它们平时饲养，用时供应。根据皇帝陛下的命令，各城市的长付必须派遭内行干练的人，去调查并且确定居民私人能够供给马匹的数目，各城镇、各村庄也是这么做的。
依照居民的财力，强行征派。凡居住在驿站内出的人，都应该捐助适当的份额。供养马匹的费用，后来改由各城市上缴给大开的岁人中扣除。”“如果遇某处发生骚乱，或某个首领造反，或者其他重大事件，需要火速传递消息的话，那么，驿卒们一日飞驰三百二十公里，有时甚至是四百公里。'
藏族居住的青藏高原地域辽阔、人烟稀少、气候条件恶劣，交通十分不便，无论是藏族本身建立的王朝还是中原王朝要实现对藏族地区的有效控制，都必须建立一个严密的驿站系统来传递消息、维持交通、接待过往人员、保证军队的后勤供应。
早在吐蕃王朝时期，吐蕃就在青藏高原的各个主要地区之间设置过驿站，用以维持王室和派往各地的官员和军队的联络，指挥数千里外的军事行动。吐蕃的驿站，东北与唐朝的驿站相接，来往使臣可以从吐蕃拉萨或山南直到唐朝都城长安，沿途得到住宿的便利和生活供应。
元代草原上在快递站
在西北方面，吐蕃的驿站延伸到敦煌和安西四镇，保证了吐蕃对这些地区的控制。从敦煌发现的古藏文文书看，吐蕃的`驿站有驿吏、驿卒等，对过往使者有定量的生活供应，如有延误可逐站追查责任，驿站有大站、小站之分，信使也有急使和一般使者之分。
吐蕃王朝崩溃之后，地方势力割据统治，维系各地区之间交通往来的驿站也随之废弛。多达入藏和忽必烈南征大理，都曾在藏族地区设立驿站，不过当时主要是为了军事需要，而且只在藏族地区的东部。
元代急递铺令牌
忽必烈即位在西藏推行政令，在中统年间派遣了一个名叫答失蛮的官员进藏，为加一个随对放族地区的实际控制、从青海开始直到朵甘思、乌思藏，清查沿路人口建立了一条直接通到萨迦的驿路。答失蛮领受了上师的法旨、皇帝的札撒(诏书)等，带领许多随从，携带来往路上所需物品，以及从大小御库领出的对西藏各级首领赏赐所需的物品，前来西藏。
首先，他到了藏传佛教再弘的发源地--朵思麻的丹底水晶佛殿，依次经过朵堆(即朵甘思)、卓多桑珠、后藏，最后到了具吉祥萨迦寺。一路上在各地召集民众，颁发堆积如山的赏赐品，宜读诏书和法旨。从汉藏交界之处起，直到萨迦，总计设置了27个大驿站。若分别叙述，在朵思麻设了7个大驿站，朵甘思设了9个大驿站，乌思藏地区设了11 个驿站。
乌思藏地区的驿站之中，由乌思地方之人支应的大驿站有索、夏克、孜巴、夏颇、贡、甲哇等7个；由后藏之人支应的大驿站有达、春堆、达尔城、伸达等4个驿站的事项。答失蛮向吐蕃民众宣布了皇帝与上师的诏书和法旨，又在萨迦等地考察了整个吐蕃地方的风俗民情。答失蛮返回皇帝驾前，将经办情形奏明。
皇帝认可其所办之事，并赐宴、赐物，任命为宣政院官署的负责官员。又以吐蕃诸驿站俱系新立，须选派一名能使其安定之人任之。于是派大臣济拉克者管领吐蕃驿站之圣旨，任为同知之职，遣往西土。自此之后，蒙古与派之间的关系紧密，吐蕃27个驿站保持安定。上师、本饮、来往道路平安，吐蕃百姓得享幸福。
辉煌的元代驿路
元代把“狩猎”也当作“国之大事”，为了便于皇帝巡幸，忽必烈命人在上都的东面和西面各建一所行宫，供皇帝狩猎时居住，通常称为东凉亭和西凉亭。西凉亭的正式名称为察罕脑儿行宫，位于今张家口市沽源县大宏城。蒙语察罕脑儿，意为白色的'海，所以元人诗文中常称之为白海行官。
当时由大都通往上都的驿路共有四条，其中三条都经由今张家口地区。这些驿路上设备完善，驿站建设齐全，驿路上车马络绎不绝，行人项背相望，交通盛极一时，堪称全国之最。
第一条是孛老驿路。孛老，为蒙古语，语义即“西”。在四条驿路中孛老路是最西边的，也称西路。元朝建立以前，这条道就是内地通往漠北之路。
该驿路从大都出居庸关，进入龙庆州，经榆林站、雷家站、鸡鸣山站、出宣平德胜口（今万全镇），越野狐岭，过抚州（今张北），转东行至察罕脑儿行官，接望云道，北上上都，全长约700公里。忽必烈中统以前，这条路是“正路”，凡皇帝、使臣、官员都走此路。中统三年（1262年），改望云路为驿路正路。但元朝皇帝每年秋天从上都返大都，往往也走此路，因此它又被称为“捺钵西路”。
第二条是望云驿路，又称望云道。忽必烈在开平即位后决定“缙山（今北京延庆）至望云，速取径道立海青站”，并规定“今后使臣、官员除军情急速公事，有海青牌者入望云站”“如无急速公事海青牌者，不得纵由望云，只令入大站”（大站即孛老驿路）。
望云驿路从大都经昌平新店驿，出居庸关，经龙庆州缙山站（今北京市延庆）、榆林站（今怀来县榆林）、雕鹗站（今赤城县雕鹦）、赤城站（今赤城）、龙门站（今赤城县龙关镇）、独石口站（今赤城县独石口）、明安站（今沽源县北）、察罕脑儿行宫（今沽源县境）、桓州站（今内蒙古正蓝旗北），至上都开平，全长约600公里。
第三条是黑谷东道，又称“辇路”。专供皇帝每年到上都巡幸，禁止常人行走。因路经黑谷（北京延庆县西北），所以称“黑谷东道”。辇路又有两条，往返各走一条，由大都至上都走东道，由上都至大都走西道，此即《扈从集》所谓“东出西还”。这条道路设18个纳钵（契丹语，此处指皇帝行帐），出大都第一纳钵为大口（北京海淀北）。
，途经纳钵为：黄堠店（北京西北）、皂角、龙虎台（昌平县西北）、棒槌店（延庆县东口）、官山（延庆县独山）、沙岭（沽源县丰元店）、牛群头。后至郑谷店、泥河儿（以上两地均在察汗脑儿附近）、南坡店（正蓝旗西），最后到上都。
第四条是古北口路，因位置最为靠东，也称“东道”，该路没有经过张家口地域，专供监察员和军队使用。由大都出发，经顺义（北京顺义区）、檀州（北京密云区）、古北口、宣兴洲（河北滦平北兴洲村小城子），沿滦河西北上行，经东凉亭（内蒙古多伦县白城子古城）至上都。
元朝，今张家口地区设置驿站很多，计有土木驿、雷家站、鸡鸣驿、宣德驿、德胜堡站、宣平驿、顺圣驿、头百户驿、深井堡驿、东城驿、西城驿（今阳原）、永兴驿（今涿鹿）、石匣驿、蔚州驿、赵川驿、龙门驿、雕鹗驿、赤城站、独石口站、勃鲁驿（今张北）、朝家村站、波罗素庙站、三号地站、大青沟站、南壕堑站、洗马林站、怀安站等32个驿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