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迟退休已成定局，延迟退休已进入实质性推行阶段，受延迟退休影响的社会生活各方面情况很不相同，改革方案呼之欲出，延迟退休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那么，为什么要延迟、我们如何理解这项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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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因素推动延迟退休改革
“延迟退休改革关系广大劳动者的切身利益，是一项十分重大而又非常敏感的公共政策。国家从2013年开始提出研究制定延迟退休年龄，经历了8年的反复论证，决策很慎重。”余桔云说，我国现行法定退休年龄男职工60周岁、女干部55周岁、女工人50周岁，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依据当时的人均预期寿命、劳动条件、用工方式等因素确定的。经过70多年经济社会的变革和发展，政策实施的适宜土壤发生了巨大变化。
首先，人均预期寿命大大提高。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人均预期寿命只有40岁左右，到2019年提高到了77.3岁，其中城镇居民人均预期寿命已超过80岁，有必要根据人均预期寿命的提高对退休年龄进行适当调整。
其次，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加重。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我省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下降5.49个百分点，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5.43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4.29个百分点，老年人口比重不断增加、劳动人口比重下降，社会养老负担加重，需要未雨绸缪，及早应对。
第三，劳动力结构发生变化。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从2012年起开始出现下降，年均减少300万人以上，并且减幅在扩大，预计“十四五”期间还将减少3500万人，部分地区和行业招工难的就业结构性问题越来越突出。
第四，不利于人力资源的充分利用。当前，新增劳动力中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超过一半，平均受教育年限不断延长，达到13.7年。劳动者开始工作的年龄相应不断推后，在退休年龄不变的情况下，平均工作年限缩短导致人力资本利用率降低。
余桔云说，“十四五”期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而且严峻的“窗口期”，就是1963年出生的婴儿潮这一代人即将进入60岁，将对经济社会带来巨大影响。
统筹兼顾完善配套政策措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按照“小步调整、弹性实施、分类推进、统筹兼顾”等原则，逐步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如何理解？
余桔云解释说，小步调整意味着延迟退休年龄是采取渐进式改革，不会“一步到位”，每年延迟几个月或每几个月延迟1个月，用较小的幅度逐步实施到位。弹性实施，即延迟退休不会搞“一刀切”，允许个人根据自身情况和条件选择提前退休的具体时间。分类推进则表明延迟退休要区分不同群体，不搞“齐步走”，兼顾到不同职业、岗位情况。统筹兼顾，意味着退休年龄改革不是“单打独斗”，而是着眼于人口结构变化大趋势下一揽子政策措施的协同推进。
延迟退休改革关系到全体劳动者的切身利益，涉及社会安定团结、老年人劳动权益、企业用工、个人福利等宏观、中观、微观多个层面，涉及面很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应当强化哪些配套政策和措施？
余桔云建议，需要分担企业因延迟退休可能增加的用工成本，以弥补企业因改革导致的利益受损。比如：对延迟退休职工工资实行税前双倍扣除的税收优惠，根据延迟退休职工的数量直接补贴用人单位。为避免延迟退休削弱家庭照料能力，影响政策间的协同性，建议调整劳动就业相关法规，明确家庭照料假，如果是带薪假，规定企业支出的税收优惠政策或社保费减免政策；调整生育保险政策，规定父亲假，明确假期成本分担机制。此外，老年职业教育、职业介绍相关服务也要匹配推进。
延迟退休是一项系统性的政策调整，只有统筹兼顾，配套措施到位，才能确保延迟退休改革平稳落地、顺利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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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会不会更难？养老金领取会吃亏吗？年轻人生孩子会没人带吗？这是媒体近日关于延迟退休的报道中，所提到的“延迟退休三大焦点”。
这三大焦点中，前一个是就业问题，后一个是人口问题，只有中间一个才是退休本身的问题。
媒体的报道印证了笔者的观点：中国延迟退休实施之所以有难度，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延迟退休问题与就业问题，与包括带孩子在内的照看家人问题搅在了一起。
因此，在延迟退休实施时，就需要对实施延迟退休可能对就业、人口等方面的影响有全面的认识，并相应采取措施。
延迟退休影响：考虑要全面
延迟退休影响到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因而在实施延迟退休时，应尽可能考虑得全面一些。
拿延迟退休对就业的影响来说，延迟退休对临近退休的大龄劳动者的影响，已经有所考虑，并准备通过延迟退休“小步调整”来应对；延迟退休对年轻人就业总量的影响，也已经考虑了，结论是影响不大。
但除了总量外，延迟退休还会影响年轻人的就业结构。随着大学毕业生人数的剧增，职场竞争越来越激烈，中年白领就业难日趋突出，年满35岁求职难成为社会上的热点话题；加上不同类型单位受疫情负面影响的差异，导致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选择工作时更多地考虑“稳定”。
上海有关研究机构的调查表明，大学生毕业时，选择体制内就业（包括公务员、事业单位与国有企业）的比例，从2015年的33.6%上升到2020年的42.9%，特别是选择“公务员”的比例从5.3%上升到12.4%。今天的年轻人退休之日，应该也就是延迟退休“小步调整”到位之时。延迟退休的实施，可能会使他们选择就业时，更加倾向中年失业率低的岗位。
再看延迟退休对照看家人的影响。以婴幼儿照看为例。延迟退休对退休人员照看孙辈，进而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已经有所考虑，并准备通过延迟退休“小步调整”及促进婴幼儿照护服务来应对。但我觉得还需要考虑得再全面一点。
婴幼儿照看服务涉及两方面，一是有没有人照看，二是不同照看方式开支的差距。现有的幼儿园与托儿所多为日托；若父母一方每天只需工作8小时、周末正常休息，日托足以应付；若父母双方都经常加班（特别是令人筋疲力尽的`加班），就算有日托，孩子还是离不开家人的专门照顾。如果祖辈已退休、有养老金，出于亲情，由他们照看孙辈、子女的支出远低于相应的市场化（非普惠）照看服务（如保姆或私立托儿所幼儿园）开支。正因为如此，在筹划何时生育时，相当一部分年轻夫妇会考虑上一辈何时退休，如果退休年龄（特别是女性）大幅提高，则会对生育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
要考虑延迟退休各方面影响的现状与未来走势
受延迟退休影响的社会生活各方面情况很不相同，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先看就业。
就现状而论，近年来，中国解决就业成就斐然。
首先，截至2019年，近10年来中国城镇每年新增就业人数在1300万人左右。
其次，转入非农产业的乡村农民工年新增量，从2010~2012年的1000万人左右减少到2019年的241万人，看似下降了不少；但这是在从2014年到2020年，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进城落户，因而大量劳动力退出农民工行列的条件下发生的。2014年以后，中国每年转入非农产业的乡村劳动力年新增总量，应该等于有关部门公布的农民工年新增量，加上当年进城落户的“前”农民工数量。“前”农民工数量相当大。举例来说，2016年，中国新增农民工仅为424万人，但笔者估算，该年城镇化的“前”农民工数量为535万人。
中国就业压力已见顶。2018年，中国就业人员总量同比开始下降。将来会受延迟退休影响的，主要是两个群体，一是历史遗留、已有应对之策的、临近退休的大龄劳动者，二是中年白领。
中年白领并非一贯就业难。10年前，受中国经济快速增长、新行业因超常规扩张而人才奇缺、高校培养人才需要一个过程、企业超前储备人才等因素的影响，移动通信、互联网、金融等行业能招到相关人才就好，用工方哪里还敢挑剔年龄？此后，随着相关市场的饱和，新行业扩张速度下降。同时高校人才供给量剧增，因而从2017年开始，35岁现象所显示的就业难成为困扰上述行业中年员工的难题。
中年白领就业难会持续多久？要寻找答案，不妨看看同样也曾被此困扰过的农民工。在19 89~2004年的民工潮年代，企业用工（农民工）年轻化的现象十分突出。2000年，占广东省劳动年龄人口1/3左右的流动人口中，15~29岁年龄段的占69.5%；来自省外的流动人口中，该年龄段的占比更高达73.2%。2004年出现的全国性民工荒，实际上是青工荒，用工方开始放宽用工年龄。2014年以后，50岁以下农民工数量开始下降。2019年全国新增农民工241万，但同年50岁以上的农民工增加了694万。换句话说，即使有450万农民工进城落户，2019年50岁以下农民工数量仍然稳定。总之，农民工市场上，中年劳动力就业难起先持续了15年，随后逐步缓解也用了15年。
以此推论，中年白领的就业难——从而延迟退休与体制外大龄白领就业相冲突的时期，大约也就是最近30年，其中冲突最激烈的是从现在开始的15年，受影响的主要是现年20~45岁的一代。“小步调整、弹性实施、分类推进、统筹兼顾”的实施做法，会降低延迟退休对大龄劳动者（包括白领与蓝领）的影响，但对更年轻的白领来说，未来还需要采取一些短期性的补救措施。
再看人口。
与就业不同，中国人口形势现状不甚乐观。
根据第一财经的报道，过去10年，生育政策有所放宽，单独二孩与全面二孩政策分别于2013、2015年开始实施。但2010~2019年全国出生人口为16306万，与2000~2009年出生人口16258万相差无几。与出生人口相关的结婚登记数，2011~2014年期间，每年超过1300万对，2017、2018年降至每年1000多万对，2019年仅为927.3万对。可见，即使延迟退休不实施，退休者照看孙辈不受影响，要延缓中国人口快速老龄化的趋势，仍然有相当大的难度。
另外一个与就业不同之处是未来走势。同样年龄生育，延迟退休实施前，照看孩子的爷爷奶奶属于退休人员，有养老金，看孩子可以不要报酬；延迟退休实施后，他们成了劳动年龄人口，如果子女生孩子的年龄不变，他们再不计报酬看孩子就没有收入。“小步调整、弹性实施”的延迟退休政策会延缓，但无法避免上述变化。如果育龄夫妇因此而推迟生育，则实施延迟退休可能会助推人口老龄化。
笔者认为，退休老人带孩子与延迟退休的矛盾，其背后真正的问题是两个：在劳动力供过于求的条件下，第一，家务劳动——特别是需要专人从事的照看老幼病残的劳动——由谁来承担；第二，承担者的生计如何解决。计划经济条件下，剩余劳动力滞留在乡村，城镇充分就业，家务劳动一部分由工作8小时的家庭成员自己从事，另一部分通过非市场化的社会化方式（即单位办社会）、由单位员工提供。近30年来，情况发生明显变化，追求效率且人员流动频繁的用工方不再办社会；大量农民工进城、大量乡村年轻人成为大学毕业生留在城市就业，城市劳动力供过于求；供过于求意味着自家人照看家人无法通过市场获得报酬，经常加班的员工也顾不上带孩子，由有养老金的自家退休人员照看家人（包括高龄老人与孙辈）就是在上述条件下形成的。
如前所述，即使大力发展普惠性日托，带孩子很大程度上还是离不开爷爷奶奶。作为人类社会必不可少的劳动，照看家人应视为就业的组成部分。在劳动力供求不平衡、市场还解决不了家务劳动承担者生计的条件下，需要向带孩子的家人发放低于市场化家务劳动报酬的生活保障开支。这样，一方面有助于延迟退休政策的顺利实施，另一方面有助于稳定与提高生育率。延迟退休与鼓励生育、延缓老龄化本来是两回事，但现实决定这两件事得统筹考虑。
